余鹏鲲:学术造假,谁能动得了?

原标题:余鹏鲲:学术造假,谁能动得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1月21日,科技部通报了对南开大学曹雪涛院士、中科院裴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耿美玉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饶毅教授、武汉大学李红良教授等相关论文被网络质疑学术造假的调查结果。

经过调查,科技部会同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高层次复核专家组认为,上述五位科研巨擘均不存在论文造假的问题,但曹雪涛、李红良、耿美玉的团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图片误用,因此分别给予不同的惩罚。

这个调查结果通报出来之后,网络上的质疑并没有随之冰消雪释,而是愈演愈烈。人们不仅继续怀疑这些科学家,而且怀疑通报结论的合理性,怀疑通报中调查的透明性。笔者将这些五花八门的质疑,总结为一句话,就是:通报中呈现出人情社会中强烈的人治色彩,没有足够地体现出促进科学进步的科学精神,因而质疑者普遍认为,这样的调查和通报不具备澄清学术造假的能力。

被调查的当事人也没有信服,调查通报发布后,饶毅教授公开举报裴钢院士于1999年发表的文章涉嫌学术不端。随后的26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以之前已有调查结论为由,宣布对裴钢等人的举报不再进行调查,再次引发了舆论对之前调查结果是否合理的热议。

没有个人负责,没有公开调查过程,不足以言科学

对于这一调查通报,网友们质疑的理由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就一点:这份貌似权威的调查通报,却没有足够的科学性。而其中没有个人为调查负责以及没有公开调查过程,在从事科研工作的网友看来,是使得通报没有科学性的重要因素。

自有论文起,论文的作者一般就要具体到个人。哪怕某些领域的研究,参与的研究人员非常多,在发表文献时也要具体注明是哪些作者。对于有上百人参与的研究,作者部分常常要占据一整页以上。很少听说,某篇论文的署名可以是某某大学、某国学者、某学校某某级全体同学或者某实验室的。

此外,为了方便处理论文造假的责任,一般只认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尤其是通讯作者需要为文章的真实性负责,并享受相应的奖励。第二作者只有处于研究生在读阶段,且第一作者为其导师时可以享受相应的奖励。

之所以有这样约定,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论文发表者的知识产权,如果没有学术造假的潜在威胁,恐怕各个科研机构的行政负责人都很乐意成为机构中每篇文章的第一作者。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论文造假的责任落实到人,如果说每项学术造假真正的负责人都需要贴近调查才能发现,那调查学术不端可能比学术不端花费的精力更加惊人。考虑到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多,而调查学术不端的人少,这样的流程无疑称不上合理。

同样,对论文造假进行调查,本身也有存在猫腻或未能尽责的可能,自然也应该把责任落实到人。

然而,这份最新公布调查通报,对于谁进行了调查,仅仅以简单的“高层次复核专家组”代替。公众对这个专家组究竟由谁组成一无所知,换句话说,就是完全不知道谁应该为这份调查的调查结果负责。那么舆论不相信这一调查结果,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同样诡异的是,这份调查通报中,完全没有提及调查的过程。众所周知,在大部分事物中过程对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同样的问题,专家答疑和辩论,可能导致听众相信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专家答疑中,专家发言的时间和质疑者发言的时间存在数量级的差异。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持有无条件反转基因观点的公众人士,特别喜欢通过纪录片、宣讲会和健康食品推介会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反对进行双方均由多人参与的公平的辩论。

说回关于这几位科学家的调查,虽然调查通报中一直想营造调查的过程是非常科学和权威的,但终究未能公布调查的过程。

我们承认,很多民众对什么是学术不端,以及如何调查学术不端基本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但这不并不意味着,有一份详实地调查报告时,普通人分辨不出调查是否具有说服力。就好像普通人对于医学也知之甚少,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根据病因和病情选择医院。

在国际上,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了学术不端调查的标配。例如小保方晴子事件,由于引发了全球关注,尤其是导致了日本国内经久不息的热议。负责调查的理化研究所在很短的调查之后,迅速公布了详细的调查人员名单和调查的中期报告,明确表明小保方晴子的导师应该担责,此举迅速平复了争议,并成功将事件引导到下一阶段。

日本理化研究所针对小保方晴子事件出具的中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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